劉輝，吳菲菲

（湖南農業大學經濟學院，湖南長沙410128）

　　摘要：基于全國10個省份2020年中國鄉村振興綜合調查（CRRS）1072家農戶的微觀數據，運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實證分析家庭稟賦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影響，并探討價值感知的調節效應。結果表明：家庭稟賦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有顯著正向影響，其中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的影響更為顯著；家庭稟賦各要素的勞動力數量、健康水平、家庭收入結構、地勢特征和社會參與均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有正向作用，而土地細碎化程度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價值感知在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影響中發揮正向調節作用，在自然資本的農地規模、土地細碎化程度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影響中有負向調節作用。

　　一、問題的提出

　　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推進農業綠色發展，建立健全秸稈等農業廢棄物收集利用處理體系。不少農戶依舊采用露天焚燒、堆放自然腐解等方式處理秸稈，每年仍有將近1億噸秸稈未被有效利用，這導致秸稈資源浪費嚴重，產生大量溫室氣體[1]。農業農村部制定了《國家農業綠色發展先行區整建制全要素全鏈條推進農業面源污染綜合防治實施方案》，明確提出在秸稈資源豐富的先行區，要全面推進秸稈綜合利用，促進肥料化、飼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

　　現實情況下，秸稈綜合利用呈多元化發展，以肥料還田、畜牧飼料為主[1]。眾多學者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行為的影響因素展開了研究，包括個體特征、家庭特征、生產經營特征、政府政策和認知水平等。從個體特征來看，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健康程度、技術培訓、兼業程度等是影響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主要因素[2-4]。從家庭特征來看，農業收入占比、農業勞動力數量、社會網絡、社會信任、社會資本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5-7]。從生產經營特征來看，土地經營規模、地權期限、合作社組織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影響較大[8,9]。從政府政策來看，環境規制、補貼政策會顯著影響農戶秸稈綜合利用[10,11]。從農戶認知來看，技術認知、價值感知、風險認知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有較大影響[12-14]。

　　綜上，現有研究已經較為系統地探討了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影響因素，但仍需進一步完善。第一，眾多研究在考察農戶秸稈綜合利用時大多集中于資本稟賦的單一維度，缺乏對農戶家庭稟賦的系統研究。第二，個別學者關注到了社會資本與價值感知對農戶秸稈還田技術采納行為的影響[5]，但鮮有學者將家庭稟賦與價值感知兩者納入統一框架進行研究。農戶作為理性經濟人，其農業生產行為選擇是一個包含自身稟賦、價值感知、潛在需求的連續性決策過程。事實上，受到資本稟賦的約束，農戶生態生產的動力不足[8]。價值感知作為農戶衡量收益回報的判斷標準[12]，在誘發農戶需求轉變過程中產生直接影響[15]，激發農戶實施綠色生產的內生動力。為此，本文擬立足于農業綠色發展的政策方向，運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實證分析家庭稟賦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影響，并檢驗價值感知的調節作用，以期為發揮農戶家庭稟賦優勢，提升秸稈綜合利用率，推進農業綠色發展提供參考。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一）家庭稟賦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影響

　　家庭稟賦通常指家庭成員天然擁有及后天獲得的共享資源和能力[16]。布迪厄將家庭稟賦概括為經濟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17]，隨后學者們對其進行擴展，在原來的基礎上增加了自然資本。社會實踐理論表明，個體因資本稟賦差異產生不同的行為選擇，不同類型的資本具有替代性，將資本進行整合能夠促使優勢資本替代弱勢資本，從而減少資本稟賦約束[17]。農戶的秸稈綜合利用行為同樣是基于家庭稟賦作用的結果，通過整合家庭稟賦實現效用最大化。

　　不同維度資本稟賦具有不同的功能屬性，從而對農戶綠色生產行為產生不同影響。人力資本是農戶各種能力的總和，以個人擁有的知識和技能為主要標志。文化程度較高的農戶掌握新知識的能力較強，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因而能夠快速學習并接納秸稈綜合利用。農戶擁有較多勞動力資源，且成員健康狀況較好時，能夠在完成農業生產任務后著手處理農作物秸稈[18]。此外，農戶將富余勞動力投入非農領域能獲取更多資金收入[19]，提高秸稈綜合利用的支付能力。經濟資本是指農戶能夠直接兌換成貨幣并制度化為產權的資本[17]。從成本層面看，經濟條件優越的農戶受資金約束較小，風險承擔能力較強[7]，往往更有意愿和能力實施秸稈綜合利用行為；從效益層面看，農戶對農業生產的依賴程度直接決定其是否實施新生產方式[20]，當農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較高時，農戶對農業生產的依賴性較大，更傾向于提高農業收入，因此更愿意秸稈綜合利用以實現增產增收。自然資本是指農戶能用于生產的自然資源存量，以土地規模和地貌類型為主要代表。農戶所擁有的耕地資源越豐富、種植規模越大、細碎化程度越低，越有利于實現規模化經營[21]，降低秸稈綜合利用成本。相比于山地丘陵，平原地區更便于收集、運轉秸稈并建設集中處理設施，從而降低綜合利用難度[18]。社會資本主要指農戶能夠獲取的社會關系和信息資源，主要分為社會信任、社會參與和社會支持三方面[18]。社會信任以人們的情感為紐帶，在村莊內緊密的地緣和親緣關系下，能為農戶提供更為廣闊的信息來源渠道，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22]，加深農戶對秸稈綜合利用的認知程度。社會參與是農戶學習交流的重要平臺，能夠幫助農戶積累技術知識并獲得及時有效的技術指導，有助于技術推廣與運用[23]。社會支持為農戶提供秸稈綜合利用所需的物質資本和資金支持，打破個人資源積累的限制，提高農戶承擔風險的能力[7]。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說：

　　H1：家庭稟賦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存在正向影響。

　　H1a：人力資本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存在正向影響。

　　H1b：經濟資本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存在正向影響。

　　H1c：自然資本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存在正向影響。

　　H1d：社會資本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存在正向影響。

　　（二）價值感知在家庭稟賦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行為過程中的調節作用

　　價值感知是農戶對秸稈綜合利用行為效益的主觀反映。基于技術接受模型，可將農戶價值感知分為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是指個體對技術使用的便捷程度感知，而感知有用性是個體對技術效益的評價。農戶的感知有用性又可細分為經濟感知和環境感知。經濟感知主要關注技術采納后的經濟效益，例如增加農業產出和降低生產風險。環境感知則強調技術采納對改善生態環境和提高耕地質量的環境效益。農戶在評估這些效益時，會權衡成本與收益，從而決定是否采納該技術[10,24]。

　　農業生產行為并非完全由農戶經濟理性決定，若僅關注外部因素而不考慮內部心理動機，可能將無法解釋農戶行為決策的邏輯[25]。考慮價值感知的作用，將更有利于理解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全面決策過程。高價值感知能夠減輕農戶實施新生產方式的心理壓力，主要體現在降低利用難度感知和提高效益感知兩方面。首先，在秸稈綜合利用的初始階段，感知易用性高能夠降低農戶對秸稈綜合利用難度的心理預期[26]。由于新利用方式的操作門檻高，實施后的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賴生產過程中的技術操作水平，文化水平低、社會資本欠缺的農戶容易被排除在外[16]。感知易用性高意味著農戶認為自身較容易掌握秸稈綜合利用技術，能夠避免技術操作不規范而導致的病蟲害滋生、土壤板結等問題[5]，從而提升其增加資本投入的信心，促使其嘗試運用新技術。其次，感知有用性高有助于提高農戶對行為效益的感知程度，進而優化其資本配置方向。在總體家庭稟賦既定的前提下，有限理性經濟人會優先將資本配置到回報較高的生產行為中[27]。秸稈綜合利用作為一種跨期農業生產行為，其作用周期長、見效慢、前期收益少[9]，會阻礙農戶的資本投入。感知有用性高的農戶認為秸稈綜合利用能夠在未來持續增加農業收益，因此會積極投入資本以實施該行為。已有研究表明，農戶的價值感知水平較高，會增強社會資本對綠色生產行為決策的正向影響[28]。此外，價值感知水平高會促使農戶投入更多的人力資本，花費時間和精力學習技術，以此提高長期收益預期，推動技術采納[4]。總而言之，當價值感知水平高，農戶會更大程度地利用家庭稟賦，積極實施秸稈綜合利用行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說：

　　H2：價值感知在家庭稟賦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影響中存在正向調節效應。

　　綜上所述，本文構建了家庭稟賦、價值感知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影響的理論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

　　三、模型設定與變量說明

　　（一）模型設定

　　由于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農戶秸稈綜合利用行為的選擇，包括實施和不實施兩種情況，屬于二分類變量，因此，本文選擇二元Logistic模型進行分析，具體模型公式如下：

　　（二）變量說明

　　被解釋變量：在秸稈資源處理行為中，隨意丟棄與焚燒會導致環境污染，而秸稈還田、飼料發酵、栽培基料、秸稈燃料化以及回收出售則屬于秸稈綜合利用行為。因此，若農戶做出任意一種秸稈綜合利用行為，則被定義為實施了秸稈綜合利用行為，賦值為1；若農戶選擇將秸稈丟棄或焚燒，則被定義為未實施秸稈綜合利用行為，賦值為0。

　　核心解釋變量：人力資本根據家庭勞動力數量、家庭成員的平均健康水平和平均文化程度進行測度。家庭成員的平均健康水平按照“很差”“差”“一般”“好”“很好”賦值1~5分并取平均值，家庭成員的平均文化程度按照“未上學=1，小學=2，初中=3，高中=4，中專=5，職高技校=6，大學專科=7，大學本科=8，研究生=9”賦值并取相應的平均值。此外，將男性家庭成員占家庭總人口的比例納入模型，這是因為性別構成差異會導致農戶投資秸稈還田的意愿存在差異[18]。經濟資本以家庭的收入水平和結構進行衡量[29]。以家庭收入總額測度家庭收入水平，以家庭農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重測度家庭收入結構。自然資本則從農戶進行農業生產必須使用的土地資源出發，選取當地的地勢特征、農地規模和土地細碎化程度來表征[3]。社會資本從社會信任、社會參與和社會支持三個方面表征。社會信任根據農戶對周圍人的信任程度進行測度，依次賦值1~5分[18]，社會參與根據農戶加入合作社情況進行測度[8]，社會支持以向親戚朋友能夠借錢的人數來衡量[30]。

　　控制變量：由于戶主的個人特征和能力可以代表整個家庭的決策和行為選擇[31]，因此需要控制戶主的個人特征才能體現家庭稟賦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影響。借鑒以往相關研究，本文選取戶主的個人特征作為控制變量，包括戶主年齡、性別、政治身份、兼業情況。

　　調節變量：本文選擇價值感知作為調節變量，包括感知有用性與感知易用性兩個維度。感知有用性包括經濟感知和環境感知，經濟感知是農戶對秸稈綜合利用是否會增加收入或降低成本的認知；環境感知為農戶是否認可秸稈綜合利用能夠保護農村環境。感知易用性指農戶認為秸稈綜合利用是否便捷。借鑒喬金杰等[11]研究的處理方法，1個正向認知得1分，反之得0分，累計加總，得到農戶價值感知的分值，取值范圍為0~12的整數，詳見表1。

　　四、數據來源和實證結果分析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描述

　　本文數據來源于2020年中國鄉村振興綜合調查（CRRS）數據。調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發起，覆蓋廣東、浙江、山東、安徽、河南、黑龍江、貴州、四川、陜西和寧夏10個省份。該調查從2020年8月開始，首先，考慮區位地理優勢、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業發展狀況把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以1/3比例抽取10個調查省份；其次，根據人均GDP水平將各省份所有縣（市、區）分為5個組，每組隨機抽取1個縣（市、區），共抽取5個縣（市、區）；隨后，在每個縣（市、區）內，根據經濟發展水平隨機抽取3個鄉（鎮）；最后，在每個鄉（鎮）內不同的村莊隨機抽取12~14家農戶，就農業生產、農村發展、農戶收入等情況展開調研，共獲得3833份有效問卷。在剔除缺失和異常數據后，最終得到1072個農戶樣本。

　　調查樣本中，在戶主個體特征方面，95%的戶主為男性，56.44%的戶主年齡在40~60歲之間；戶主文化層次偏低，受教育水平為初中及以下的樣本占86.74%。在生產經營特征方面，29.48%的戶主為兼職，種植規模在50畝以下的樣本占比為98.60%。在農戶秸稈處理行為方面，分為隨意丟棄、焚燒、秸稈還田、飼料發酵、栽培基料、秸稈燃料化以及回收出售七種類型，具體如表2所示。

　　（二）家庭稟賦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影響

　　考慮到各變量間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進而影響回歸結果的一致性與無偏性，因此，回歸前需對自變量進行相關性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各自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小于0.8，說明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可能性很小。

　　1．家庭稟賦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影響分析

　　通過熵值法對人力資本、經濟資本、自然資本和社會資本進行賦權，測算樣本家庭稟賦水平。家庭稟賦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影響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模型1中家庭稟賦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正向影響農戶秸稈綜合利用，表明家庭稟賦是農戶進行農業生產決策的基礎，是促進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重要因素。驗證了假說H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家庭稟賦水平每提高1%，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概率會提升0.492%。從分維度稟賦水平來看，模型2的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分別通過了5%和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農戶的人力資本越豐富、自然條件越好，更有可能關注生態環境問題，重視農業可持續生產，有助于農戶秸稈綜合利用。驗證了假說H1a及H1c。從邊際效應的結果來看，當所有解釋變量處于均值時，人力資本每提高1%，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可能性增加0.61%，而自然資本每提高1%，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概率相應提升1.656%。這表明自然資本的提升更有利于推動農戶秸稈綜合利用。

　　2．家庭稟賦各要素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影響分析

　　家庭稟賦各要素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影響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結果表明，人力資本中勞動力數量、健康水平要素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影響均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且系數為正。從邊際效應的結果來看，每增加1個勞動力，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概率會提升1.7%，而家庭成員的健康水平每提升1%，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可能性增加0.034%。這可能是因為，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能夠完成收集、打包、利用及加工秸稈資源等一系列工作，從而加大秸稈綜合利用的可能性。當家庭成員的身體健康狀況較為優良時，農戶有更多精力開展秸稈綜合利用。

　　經濟資本中家庭收入結構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有顯著影響且系數為正。在其他條件不變時，農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水平每提升1%，農戶實施秸稈綜合利用的可能性將增加0.029%。可能的原因是，較為依賴農業收入的農戶更注重農業生產的收入及其持久性，而秸稈綜合利用具有一定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所以往往會促使農戶實施秸稈綜合利用行為。

　　自然資本中地勢特征和土地細碎化程度均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產生顯著影響。地勢特征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正向影響農戶秸稈綜合利用。從邊際效應的結果來看，地勢水平每提升1%，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概率相應提升0.165%。該結果表明，在地勢較為平坦的地區，秸稈綜合利用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農戶更容易實施該行為。就秸稈還田技術而言，大部分環節需要依賴機械設備，而地勢平坦可以降低作業難度，使得操作更為便捷。在地勢較為崎嶇的山地丘陵地區，農業機械化基礎薄弱，缺乏適用于秸稈綜合利用的先進農業機械，并且作業成本過高，從而降低了該地區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可能性。關于土地細碎化程度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影響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且系數為負。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土地細碎化程度每提升1%，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概率反而下降0.032%。該結果說明土地細碎化程度過高導致機械化作業難度增加，農戶難以實現秸稈規模化綜合利用。

　　社會資本中社會參與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有正向影響且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加入合作社能夠促使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概率提升4%。究其原因，農戶通過加入合作社可以獲得技術支持和專業指導[32]，并且能夠使用更為完善的設施和先進的技術，具備更便捷的秸稈綜合利用條件，這將降低農戶秸稈綜合利用過程中所面臨的技術壁壘，因此加入合作社能夠提高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可能性。

　　總體來看，在家庭稟賦各要素中，地勢特征的邊際效應最高，說明農業具有較高的自然屬性，其生產依附于自然條件，決定著農戶對農業生產方式的選擇，位于地勢平坦地區的農戶更有可能實施秸稈綜合利用行為。

　　（三）價值感知的調節效應檢驗

　　本文以農戶價值感知作為分組標準，將樣本劃分為低于均值組與高于均值組，并借助二元Logistic模型分別對兩組樣本進行分析。通過比較不同組別的系數方向與顯著性水平，以檢驗不同水平的價值感知在家庭稟賦與農戶秸稈綜合利用之間的調節效應。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自變量、控制變量均進行了中心化處理。

　　家庭稟賦在兩組中分別通過了5%和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模型1），且在高于均值組中的顯著性水平更高，說明價值感知高的農戶會投入更多家庭稟賦資源以實施秸稈綜合利用行為，驗證了假說2。從分維度稟賦水平來看（模型2），人力資本在高價值感知組中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在低價值感知組中未通過檢驗，說明價值感知高的農戶對秸稈綜合利用有更全面的了解，會積極學習并運用新技術。社會資本在高價值感知組中通過了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未在低價值感知組通過檢驗，說明農戶價值感知水平越高，越會調動自身的社會資本，以獲取資金或信息支持，從而增加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可能性。

　　從家庭稟賦各要素來看（模型3），在人力資本中，性別結構和健康水平均在高價值感知組通過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且系數為正。該結果說明，價值感知對人力資本中的性別結構和健康水平起到正向調節作用。可能是因為，在農村地區，男性通常信息接觸渠道更廣，價值感知高的男性更愿意嘗試實施秸稈綜合利用等新型農業生產行為，并且男性人數占比較高的農戶家庭具有開展秸稈收集和運輸等體力消耗較大的農業活動優勢。健康水平較高的農戶有較好的身體素質條件，而高價值感知水平促使其重視秸稈綜合利用活動。

　　在自然資本中，農地規模、土地細碎化程度均因價值感知起到調節作用。農地規模在高價值感知組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且系數為負，說明農戶擁有較大規模農地時，高價值感知反而阻礙其秸稈綜合利用。究其原因，過大的農地規模會導致秸稈處理成本較高，即使農戶價值感知高也難以選擇秸稈綜合利用。土地細碎化程度在高價值感知組中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且系數為負，這意味著在土地細碎化程度較高的情況下，價值感知高的農戶會因土地細碎化造成實施秸稈綜合利用難度增大和成本提高，而不會實施秸稈綜合利用行為。自然資本中的地勢特征在低價值感知組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而在高價值感知組通過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該結果說明地勢特征無法通過價值感知進行調節。

　　在社會資本中，社會參與在高價值感知組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可能是因為，價值感知高的農戶會積極加入合作社組織，學習更多關于秸稈綜合利用的知識，并且能夠獲得技術人員的專業指導，降低綜合利用成本，因此更愿意采取綠色環保的秸稈處理方式。

　　（四）穩健性檢驗

　　為進一步檢驗家庭稟賦影響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結果的有效性，本文通過更換模型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采用Probit模型對上文Logistic模型中的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6所示。通過對比表3、表4的結果可知，表6模型1中的家庭稟賦，模型2中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模型3中勞動力數量、健康水平、家庭收入結構、地勢特征、土地細碎化程度以及社會參與影響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結果與表3、表4的結果基本一致。這表明，家庭稟賦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存在顯著影響。

　　（五）內生性討論

　　基于現有文獻，地區特征可能會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產生影響[6]，但上述回歸過程中并未控制地區特征，可能會因遺漏變量出現內生性問題，產生有偏的實證結果。因此，本文借鑒張爽等的研究[33]，采取虛擬變量回歸的方法，將10個省份劃分為四大地區（包括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設置虛擬變量加入回歸模型中，以東北地區作為對照組，以此進行地區固定效應的控制，如表7所示。

　　表7模型1中的家庭稟賦，模型2中的人力資本、自然資本以及模型3中的勞動力數量、健康水平、家庭收入結構、地勢特征、土地細碎化程度以及社會參與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影響通過顯著性檢驗。對比表3、表4的回歸結果可知，對地區進行固定效應控制后，回歸結果并沒有發生顯著變化，這表明地區特征在本文的模型中并不具有較強的解釋力。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基于全國10個省份2020年中國鄉村振興綜合調查（CRRS）1072家農戶的微觀數據，運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究家庭稟賦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影響，并引入價值感知作為調節變量，進一步分析價值感知在家庭稟賦與農戶秸稈綜合利用之間的調節作用。結果表明：第一，家庭稟賦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有顯著正向影響，其中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的影響更為顯著，家庭稟賦各要素的勞動力數量、健康水平、家庭收入結構、地勢特征和社會參與均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有正向作用，而土地細碎化程度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有顯著的抑制作用。第二，價值感知在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影響中發揮正向調節作用，在自然資本的農地規模、土地細碎化程度對農戶秸稈綜合利用的影響中有負向調節作用。

　　上述結論對于推進農戶秸稈綜合利用、實現農業綠色發展轉型、促進農業生產節能減排具有如下啟示：第一，應加強農戶家庭人力資本的積累，開展農業技術培訓，提高農戶的農業技能水平。第二，應提升自然資本水平，開展土地整治項目，優化土地資源配置，促使土地連片流轉，降低土地細碎化程度，同時加快秸稈利用的基礎設施建設，確保農戶能夠較為便捷地實施秸稈綜合利用。第三，應充分發揮社會網絡、合作組織的作用。對于社會資本水平較低的農戶，可以建立“農戶—合作社”秸稈收儲利用的合作平臺，強化小農戶與合作社之間的聯結作用，降低秸稈處理費用，為農戶進行農業廢棄物資源利用提供信息支持與技術保障。第四，應提高農戶的價值感知水平，激發其秸稈綜合利用的內生動力，應重視農戶對秸稈綜合利用的經濟感知和環境感知，進一步完善農技推廣體系。